▲2015年9月8日,清晨,刚起床的青年农民工易琴在梳妆打扮。易琴,1993年出生,四川绵阳人,随父母、弟弟来杭州建筑工地做钢筋工,22岁的她已有一个3岁的孩子。钟黎明/摄

“老哥,我愁死了,地铁的活因为没法到岗被人家抢去了,再这样下去,家里都没收入来源了……”

四月上旬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了“狗娃子”从老家湖北枣阳打来的电话,他喝了些酒无处消解,便找我诉苦。

“狗娃子”真名叫彭治超,我们认识有7年了。从2012年开始,我一直在拍摄和记录农民工群体,他是其中为数不多会在工棚里看书的年轻人。白天打杂干活,夜晚挤出时间学习,短短一年,他就掌握了电焊、扎钢筋、搭建脚手架、浇筑混凝土等技术,还学会了工时计算、工程预算。现在,已经是工地里的“小头头”,月收入有近2万。

受疫情影响,他和他的湖北工友们迟迟无法复工,农民工群体的困境也被放大。

▲2015年9月,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中心村人彭治超在工棚看书学习。彭治超,1982年出生,属狗,工友都唤他“狗娃子”。 2012年到杭州地铁建设工地,因好学上进,2014年便像模像样当起了钢筋工劳务队队长,不仅“地位”有了提升,收入也是一路“看涨”。钟黎明/摄

▲2016年12月1日,杭州地铁2号线工地农民工宿舍,农民工们闲时只能通过手机来打发寂寞和空虚。配偶不在身边者居多,那些“过来人”靠特殊的方式释放生理需求,或讲点荤段子来排解内心深处的苦闷。钟黎明/摄

时间退回到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站在泥泞杂乱的脚手架旁,热火朝天的工地建设场面感染了我。我又爱拍照,喜欢拿相机记录身边的人和事。一琢磨,为什么不拍拍大时代下的这群小人物呢?

一开拍,没想到就停不下来了,年年拍、季季拍、月月拍,甚至天天拍,到现在8年了,加起来估计得有20多万张农民工照片。

“这些大楼,是我们用汗水一块块砖头垒起来的。”

“回家以后,我一定要和儿子说,等你长大了,去杭州看看你老子盖的房,修的路!”

与他们交谈,能够强烈感受到,他们对于参与城市建设的那份自豪。而这背后的艰辛,却鲜有人提及。

▲2019年3月25日,杭州城北亚运公园工地农民工宿舍,远处看去犹如一个个巨大的白盒子。钟黎明/摄

01

盒子:城市里的家

建筑工人的生活,大多工地、工棚两点一线。白天在工地挥洒汗水,晚上回到工棚,生活、娱乐都在这方小小空间里。他们尽可能节约自己的开销,攒起钱来,盯着一个终极梦想奔跑:回老家盖房子。

这些工棚,大多是由集装箱改造而成,隐匿在城市的角落里。远远望去,仿佛一个个盒子,而这些盒子,就是他们在城市里的家。

无论推开哪扇门,都能看到类同的场面:杂乱堆砌的旅行箱、高低铺硬板床、晾挂在床上的衣物……狭小的空间、简陋的环境,勾勒着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与窗外华丽的街景形成鲜明对照。

2013年8月11日,杭州滨江商贸城工地,农民工一家在房间里看电视。钟黎明/摄

▲2014年8月17日,杭州万达广场工地,暑假到工地与父母团聚的农民工孩子。父母上工地了,娃一个人在宿舍看电视。钟黎明/摄

▲2014年7月3日,杭州地铁2号线农民工宿舍,几个民工同乡正为接不上活而担忧。钟黎明/摄

▲2014年7月13日,杭州万达广场工地,来自湖南省张家界的女农民工刘莉生病了,连续三天高烧不退,无法上工地。为了节省医药费,她没有去医院治疗,只在附近药铺买点中草药服用。钟黎明/摄

▲2014年7月19日,午间,杭州万达广场工地,年轻农民工夫妻一家人。钟黎明/摄

▲2016年12月16日,杭州地铁2号线工地,来自四川省凉山甘洛县的浇筑工人杨政华在宿舍休息,他用工地建筑材料的包装袋来作为床铺的窗帘。逼仄空间里,隐私是种奢侈。钟黎明/摄

▲2016年11月26日,来自四川彝族县的一群农民工同乡在杭州地铁2号线轨道基地的宿舍。钟黎明/摄

工地食堂的卫生条件较差,饭菜品种又单一,如果叫外卖,价格又很高。他们便从老家带来了咸鱼、咸肉、咸菜、咸鸭蛋等,或是去超市买几盒腐乳、辣椒酱就着白米饭,有时干脆以方便面充饥,不求吃好只要管饱。生活日用品也简而又简:电视机、收音机是从旧货市场里淘来的;家具是城里人搬新居后扔掉的;毛巾、牙刷、牙膏、衣被都拣最便宜的买。一切生活开支能省就省。

在这一个个“盒子”里,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的同时,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很匮乏。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闲暇时只能在工棚打打扑克、刷刷手机;宿舍没有报刊书籍可供阅读;想去街上看场电影看场戏,没有时间没有钱;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少之又少,寂寞难耐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2015年11月15日,杭州地铁2号线,来自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乡梁家村的电焊工梁红杰在房间听收音机。钟黎明/摄

2019年12月15日,杭州亚运公园工地宿舍,几位农民工在打牌,小孩躺在床上玩着手机。孩子的父亲是小包工头,在杭州10年,把孩子接来身边,在当地民工子弟学校念书。钟黎明/摄

▲2019年9月8日,杭州亚运公园工地宿舍,湖北恩施的农民工老张在工栅吹笛。老张是混泥土浇铸工,从小就有吹笛的爱好,十多年来一直在外打工,走到哪里就把笛子带到哪里,每天闲时都要吹上几曲。钟黎明/摄

农民工肩负生活的重担,饱受生计的压力,却总是处在城市的边缘,他们在安全生产、薪酬保障、居住条件、子女教育等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困难。

“我们不奢望留在城市,但希望得到多一点尊重。”随着与农民工交往的深入,我进一步理解了“尊重”二字的含义。

▲2016年7月10日,杭州地铁2号线轨道基地宿舍,来自四川省凉山自治州甘洛县的农民工瓦杂吉莫到他妻子的宿舍一起吃午饭。按照工地的管理制度,男工与女工必须分房居住,这样就造成了夫妻在同一个工地而不能同居的现象。钟黎明/摄

▲2014年7月13日,杭州万达广场工地,来自云南省曲靖市的夏佳在工地宿舍。她在工地是塔吊司机,活接不上时,会在宿舍做针线活,到街头售卖。钟黎明/摄

▲2019年1月8日,杭州博奥隧道工地宿舍,一因公受伤的年轻农民工在房间。钟黎明/摄

02

工地:下雨了,就得停工,停工了,就没工钱

在工地拍摄时,我经常会被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虽然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但做事都很敬业,会为了精度问题反复校准,背后的想法十分朴素:“如果工程质量有纰漏,将来会出大问题的。另外,工作马马虎虎,也会丢了自己的饭碗。”

工地干活,奉行“按劳所得、多劳多得”,报酬计算方法大多是计时制或者计件制。只要有活干,即便加班也是开心的。

他们最怕下雨天,尤其是连绵不断的雨天,室外就干不了活,小雨还能干一点,但工作效率大打折扣。下雨了,就得停工,停工了,就没有工钱。

▲2016年8月6日,杭州地铁古翠路站工地,民工用冲击钻在混凝土上打孔。53岁,来自云南曲靖,外出打工已有十多年,因为冲击钻这个活不但需要强体力,而且技术专业性很强,所以每天的工钱有550元以上。但是每个工地这样的活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他们建立了很强的联系网络,以衔接业务,不致于“吃了上顿没下顿”。钟黎明/摄

2014年8月6日,杭州绿地中央商务区工地,民工们在地下层做基础。他们来自四川绵阳,每天的工钱180元,因为工地大,不但不愁停工待料,而且晚上加班较多。民工们大多喜欢加班,晚上加班会按1.5倍的工时支付工钱。钟黎明/摄

2016年10月23日,杭黄高铁(杭州-黄山的高速铁路)桐庐段工地,民工在井下作业。这个民工来自安徽阜阳,专门从事工地打井作业,与老婆、同村的几个兄弟组成了一个打井专业队,全国各地跑,做的都是包工,即“打一口井给多少钱”,遇上好的年景,夫妻俩收入有20万-30万。钟黎明/摄

2013年8月10日,杭州五洲国际广场工地,一位青年民工在约40度的高温烈日下搭建脚手架。小伙子叫黄建华,来自贵州务川,在杭州多个工地轮流干架子工已有三年时间,做的是包工,平均下来每天的工钱500元-600元。当时他才20岁不到,在我眼里还是个“娃娃”。钟黎明/摄

据我所知,2015年以后,像模板工、木工、钢筋工这样的技术工种,每人每天的收入约在300元-400元,架子工400元-600元,强体力消耗的架子工300元-350元,就连杂工这样没有什么技术要求的工种也有200元左右。总之,只要不停工待料,算上加班的工资,每人每月有万元左右收入的不在少数。若是待在家里不出来,一年也挣不到一万元钱。

2014年7月12日,杭州远洋公馆建设工地,一帮混凝土浇注工在工地吃午饭。因为需要连续作业,即便是烈日下的正午,他们也不下工地吃饭、午休。在建筑工地的各类工种中,浇注工的报酬是相对比较高的,每人每天有300元-400元。钟明/摄

2014年7月19日,杭州绿地中央商务区工地,一民工躺在脚手架上睡着了。他是架子工,来自四川甘孜,43岁。问他怎么敢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睡觉,回答令我心酸——“我知道,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还要被罚款,但是我实在是熬不住了,工棚里空调坏了,连续三四个晚上几乎都没睡着了”。钟明/摄

2014年8月24日,杭州地铁古翠路站工地,工间自行休息的民工。有的民工很聪明,自我保护意识强,干累了,就会找机会“偷个懒”,藏起来,悄悄吸支烟、歇歇脚。但凡这样的民工,肯定是老民工、“老油条”,刚来工地不久的新民工是想不出“如此妙招”的。钟明/摄

2016年6月10日,杭黄高铁富春江特大桥建设工地下,下班后民工们在富春江里洗澡。工地的生活区设在新安江公路桥下,没有洗澡间。夏天,男工倒是可以去江里洗,但是冬天就很棘手了,尤其是女工。钟黎明/摄

5月8日,时隔三个月,“狗娃子”终于结束了这突出其来的“长假”,返回杭州,在地铁3号线古荡站工地落脚。疫情停工期间,作为劳务队队长的他损失有5万多元,别的民工同乡也有损失两三万元,我只能劝他“平安就好”。

2020年3月21日,杭州汽车北站。疫情渐渐缓解,城市已全面转入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阶段,一批又一批的民工,从全国各地赶来,找到各自的岗位,开始新一年的打工生活,为幸福生活继续前行。钟黎明/摄

2020年3月17日,杭州大关拆迁安置房工地农民工宿舍食堂,大家保持安全距离就餐。钟黎明/摄

▲2020年3月17日,杭州大关安置房建设工地生活区。作为重点工程,该项目2月中旬被列为第一批复工复产的名单,工人们已经全部回到了工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抢时间、赶进度,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钟黎明/摄

03

联结:“拍照老钟”和他的农民工兄弟

如果不是爱拍照,我和“狗娃子”们的生活,可能就是两道平行线。

我从来不会一进门就“咔嚓、咔嚓”地按快门,一般会先在工地、工棚里转悠几天,抓住一切机会与他们打个照面、聊个天,留意他们有什么困难,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半天时间分掉三四包烟后,人头基本熟悉了,面孔和名字特别是小名、绰号对上号了,才慢慢开始拍照。

在杭黄高铁建设工地拍摄的时候,我和农民工兄弟同窝睡工棚,同锅吃粗饭,似乎自己也成了其中一员。因为“尊重”,农民工兄弟对我这位“照相老钟”很放心,感觉就像自家人一样。

▲2016年4月2日,杭黄高铁淳安站工地宿舍,加班了一个通宵的混凝地浇注工们倒头就睡。钟黎明/摄

2016年6月10日,杭黄高铁新安江特大桥工地宿舍设在一公路大桥下。夏天的夜晚,农民工们在生活区聊天闲谈,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黎明/摄

▲2016年6月10日,杭黄高铁某工地,农民工在洗澡。钟黎明/摄

▲2016年4月30日,杭黄高铁新安江特大桥工地宿舍,一正在午休的农民工。钟黎明/摄

逢年过节,有些农民工或是需要留守值班,或是买不到车票,或有别的难言之隐,独自留杭。好几个大年三十的夜晚,我提着酒菜去工地宿舍,陪不能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喝酒吃饭,共度除夕。

工地上,磕磕碰碰的事时有发生。2016年9月的一天,偶然在微信上看到一位名叫梁高峰的小伙子发了张自己手臂被电焊灼焦的照片,当时我在出差途中,于是让妻子代为看望。当梁高峰见了“大妈妈”提着一大包营养品和药物来到工棚看望他时,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

当我把他们当成自家兄弟时,他们更加地惦记我。日常里,经常会给我打电话,“老钟,今天晚上盾构开挖,你过来拍吧!”“老钟,好几天没看到你了,身体还好吗?”“老钟,你咸肉喜欢吃吗?我过两天就要回工地了,给你带一只自家做的咸猪腿来。”……每每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总有阵阵感动。

2016年10月1日,我带着地铁2号线的农民工兄弟游西湖(右二为“狗娃子”)。对大多人来说,来杭多年,这还是第一次看见西湖。钟黎明/摄

对于“照相”这件事,他们比我想象的要更在意和用心。2012年盛夏的一天,在为20多位农民工拍了合影后,他们问我能否自己出钱,让我把照片打印出来给他们。我当天就赶去市区最好的一家打印店,打印了23张15寸的大照片,一一送到这些农民工兄弟手中,钱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掏的。

他们拿到照片,既高兴又感激,“老钟,你以后经常来,有危险的地方,我们保护你;你岁数大了,脚手架上不好上,我们会扶你上去的”。自那时候起,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农民工要照片的,都给,合影每人一张,6人以下的7寸,6人以上的12寸,20人以上的15寸;能送的直接送,不能送到的就邮寄。如此一来,每年打印照片的开支都在两万元以上。

2017年11月9日,杭州地铁2号线开通了,“狗娃子”和兄弟们的项目结束要走了,我请他们吃饭。(左三是我,左四是“狗娃子”)钟黎明/摄

2019年,我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9亿。其中,建筑工是30岁-55岁大龄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首选。城市化进程加速,房地产的火爆,带动了建筑产业的发展,也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他们在当立之年,离开家乡和土地,一头扎进海海都市,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工地。

他们如同蜂鸟一般,通过高频率的振翅把自己悬浮在半空中。高强度的工作、高频度的空间迁移使得他们焦虑而又茫然,但这群善良质朴的人始终相信,打拼才有未来。